商鞅之死，还真不是因为他触犯了什么贵族利益…因为平民的利益他也没少触犯。如果真是因为利益而死，就太夸张了…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。
真正归结起来，商鞅所触犯的，实际上是封建时期的君权统治。所以商鞅之死，其实是战国时期法家道路发展的必然结局。
其实法家与君权之间的矛盾，早在春秋初期，法家大佬管仲就已经非常明白了，要让法令在一个国家里上行下效，就必须对整个国家的所有阶层都产生效力。但唯独不能去冒犯君王…因为君王是变法的支持者，是法家变革的根基。天下岂有自坏根基的道理？
于是当齐桓公问：“寡人不幸而好田，又好色，得无害于霸乎？”
管仲轻轻松松地回答：“无害也。”
这意思非常明白，您爱打猎就去打猎，爱美人就去陪美人，国家交给我就行了。于是齐桓公开开心心，管仲说要尊王攘夷，大会诸侯，他一一照办。他要吃香喝辣，甚至宠信易牙，开方，竖刁这些奸佞，管仲也从不干涉过问。君臣和睦，上下一心，齐由此而王霸天下。
管仲之后的那些法家名臣，行事作风也基本遵循管仲的做法。如士匄辅佐晋悼公，子产辅佐郑简公，蹇叔和百里奚辅佐秦穆公，虽然都以立法执法为根本，但绝不敢动摇君权地位。
但是这种作为到了战国时代，尤其是当时的秦国，很明显就不够用了。因为战国时期，无论是诸国之间的战争规模，还是各国内部的法制变革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，人人争先，个个恐后，所谓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春秋礼乐，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战鼓雷动，金戈铁马。
而一直地处西陲的秦国，内部矛盾重重，不仅法制孱弱，王权难树，而且民风彪悍，私斗成俗，外部环境也不乐观，西有义渠，犬戎为敌，东有三晋虎视。其难处比东方六国还要严重得多。
在商鞅往秦之前，刚即位不久的秦孝公其实已经进行了一番作为，他对内广施恩德，救济孤寡，对外则招募战士，讨伐西戎。但秦国的内忧外患实在太重，这番努力终究难以奏效。不得已之下，秦孝公向列国颁布求贤令，这才招来了商鞅。经过一番争讨辩论后，秦国开始变法。
关于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和过程详情，就不再累叙了。有兴趣的话，网上到处都能看得到。
但是，由上可知，商鞅所实行的变法，在执行力度上，一定是远超秦孝公以及之前历代秦君所做的努力，否则，对秦国的民风环境不可能起到什么影响。所以，他的法，一定是严法，厉法，酷法。不得罪人才怪。但只要有孝公在他身后为盾，就算把秦国得罪光了又有何惧？
事实上，这样的严法酷法，恰恰也是秦孝公想要的法。试想，商鞅罪责太子驷，刑劓公子虔…如果没有孝公的支持，他敢做吗？能做吗？做得到吗？所以商鞅只是做了孝公想做，又碍于亲面无法直接做的事。
如此一来，商鞅在秦国的地位就变得微妙而又特殊了。一方面，他身为大良造，法令均出于他而不是君…这已经和君权完全抵触了。另一方面，变法的目的却是令秦国强盛，令君权遍泽。在孝公完全信任商鞅，所谓“青山松柏”的君臣一心之下，这两方面还能相互调和，甚至促进发展。但孝公一死，商君应置于何地？若商君尚在，又该把续任的秦君置于何地？
所以哪怕商鞅之前没得罪过嬴驷，只要这位嬴驷想要在继承先代秦君意志，东出崤函，问鼎天下的道路上亲自作为一番，那商鞅的存在就是实现这一切的最大障碍。
恰好，秦惠文王嬴驷正是这样一位君主。于是，商鞅就非死不可了…至少，在秦国的朝堂之上，他和秦王，只能保留一个。
在正史上，其实嬴驷对待商鞅已经很不错了。他只是让人抓捕商鞅，但未必就有杀心。然而商鞅恐怕也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困局，于是在领地起兵叛乱，最终死于战中。死后尸体才被车裂。
所以秦君所恶的，只是商鞅的身份地位。而对能令秦国强大的商君之法，当然没必要禁了。反正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秦王地位得到巩固，秦法得以施行，只不过死了个商鞅，可谓皆大欢喜。
历代对于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一事，都大为赞赏。但与此相对的是，对商鞅本人的评价却有些冷淡…似乎将功劳全都归于了孝公。如汉代贾谊就评论过：“商君违礼义，弃伦理，并心于进取，行之二岁，秦俗日败。”
到了唐宋时期，史学者们甚至将商鞅归为了酷吏一类。
由此可见，商鞅，乃至他所代表的法家，实际上在汉代以及后来的唐宋，就都已经被否定了。后世的法家，实际上与商君之法，已经有了根本上的变化。因为他们懂得变通，把法制与维护君权合成了一体。即便如王安石变法失败，也还能善终。
当然也有例外的…如那些没有看清现实形势，而盲目拥护早已被架空的君权，以至血洒菜市口的君子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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